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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读抗日战争游击战与阵地战:到底哪种战术好
2019-12-01

单兵优秀否,取决于三个基本特征:一是单兵训练;二是单兵兵器;三是单兵背后的掩护作战。 脱离以上三点的单兵都是扯淡。还是拿小鬼子来加以说明:初期侵华的鬼子兵绝对训练到位,单兵的技战术也是训练的炉火纯青,加之异域作战,唯有拼死一搏。才能绝地逢生的战斗意志,故而使中国人民的初期抗战,无论是国共双方都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好在有人会总结,知道其中的战略制衡,故而也就有了“游击战”战术,积小胜为大胜的战略格局。有没有效果,但凡每一个一个有良心的中国人都知道,几年战争下来,真正能消耗“日伪军”有生力量的恰恰是“土包子”的八路军和新四军。(日伪军的死伤人数就不列举了,但从中共军队能够发展成100万,装备武器基本做到人手一份的时候,可以联想到至少中共军队起码伤害了日伪军百万以上了吧!)这里面的信息至少能告诉中国人:中共抗日不是打酱油的!

太原沦陷后,毛泽东曾判断:华北国军的“正面战争”已经结束

中共虽在太原会战中配合了国民政府制定的作战计划,被誉为国共两党在抗战中合作的“一次典范”,但中共并未改变改编时所提条件:中共的抗战方针“只在整个战略方针下执行独立自主的分散的游击战争,而不是阵地战,也不是集中作战,因此不能在战役战术上受束缚,只有这样,才能发挥红军的特长,给日寇以相当打击。”⑧毛泽东为八路军指定的战略方针是“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

太原沦陷后,中共看到了转向敌后游击战的可能。毛泽东说,“在华北,以国民党为主体的正面战争已经结束,以共产党为主体的游击战争进入主体地位。”同时,毛泽东还具体指出,“山西各军大溃……正规战争结束,剩下的只是红军为主的游击战争了,山西统治阶级及各军领袖已动摇无主了”“红军任务在于发挥进一步的独立自主原则,坚持华北游击战争,同日寇力争山西全省的大多数乡村,使之化为游击根据地,发动民众,收编溃军,扩大自己,自给自足,不靠别人……”⑨

毛泽东给八路军划定游击地区,“第115师一部以五台山为中心,向察南、冀西发展,创建晋察冀边区抗日根据地……第120师依托管涔山,以晋西北为中心,伸向晋察绥边……第129师以晋东南为支点,开展太行山脉的游击战争……”指示他们开展敌后游击战。

但是此时还有大批中国军队留在山西境内,包括晋军、中央军、西北军、东北军、川军和八路军等,继续战斗。因此,在1938年初期,八路军并没有真正转入敌后,其主力部队依旧与中央军、晋军等联合作战。八路军活动的几个地区,只有晋察冀属于敌后,其他晋西北、晋西、晋东南几个地区,都在沦陷区与未沦陷区之间,属于日军侧翼。

直到1938年4月,中共中央发布《对平原游击战指示》,指出“在河北、山东平原地区广泛的发展抗日游击战争,坚持平原地区的游击战,也是可能的”。在这之后,八路军除在晋东南、晋西北留下小部分人外,大部都转入了华北敌后作战。

至于山西境内,1941年中条山会战前,日军还称“卫立煌指挥的二十六个师,在山西南部黄河北岸地区构成了坚固的阵地,成为扰乱华北,尤其是山西的主要根源。”到了“蒋系军在华北最后的地盘由于中原会战显然成为扰乱华北治安的主要敌人。”⑩

图片 1“太原会战”结束后,阎锡山将行营设在临汾。1938年2月,临汾失守。图为日军骑兵进入临汾城

注释:

①金绮寅、杨静:《激战晋中——太原会战》,《黄埔》2004年第6期;②曾景忠:《八路军平型关大捷与平型关战役的关系》,《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13年第4期;潘玉梅、张量:《关于平型关战役中的几个问题》,载《中国近现代史史料学学会学术会议论文集之七——中国近现代史及史料研究》;③杨奎松:《八路军平型关问题再研究》,载《“1930年代的中国”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④《太原会战:迟到的纪念碑,被遗忘的战斗》,《北京日报》2015年6月15日;⑤张仰亮:《抗战初期国民党正面战场失利原因分析——以太原保卫战为例》,《许昌学院学报》2014年第3期;⑥《黄绍竑回忆录》,广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355页;⑦刘凤翰:《论太原会战及其初期战斗——平型关作战》,《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1986年第15期下;⑧张宪文主编:《中国抗日战争史:1931-1945》,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341页;⑨《毛泽东关于向全面抗战过渡期中八路军在山西的任务给朱德等的电报》,《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4册,第670页;⑩曾景忠:《太原失陷后的山西战局——八路军进入太行山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的背景》,《晋阳学刊》2007年第2期。

虽然说起来简单,但现实的战争是无比残酷的,日军为了扫荡、围剿也屡屡试图改变战术,例如“铁壁合围”“捕捉奇袭”“纵横清剿”“辗转抉剔”“梳篦清剿”“拉网合围”“马蹄形堡垒线”“鱼鳞式包围阵”等等,同时共产党的队伍也在磨练中迅速成长。就是在这样的反复拉锯中,日军被逐渐消耗,而八路军新四军逐渐发展壮大。

说道三,单兵背后的掩护作战。这里得夸夸小鬼子。你们在美国佬看到的大片中无畏的冲锋,绝不是小鬼子武士道的驱使,而是实在少了援助后的拼死一战。真若是在小鬼子粮草充沛的时候,小鬼子绝对不会死冲的。拿“忻口会战”和“淞沪会战”举例,小鬼子的单兵进攻绝对是以小分队,直至中队明细展开的。一曹配歪把子加掷弹筒,攻击时交替掩护,如此火力配置也不是杜撰出来的吧!小鬼子还汲取了中华文化的许多优点,诸如团队精神,那也不是夸张,这也是日军保留带有地方特征番号的原因之一,目的也是为了提升战斗力。

此战,国共两党配合默契,在平型关之役、忻口之役中重创日军

1937年9月—11月间进行的太原会战,乃是抗战爆发后,中日双方在华北进行的第一场大规模会战,也是国共两党在战场最默契的一次配合。日军出动4个半师团约14万人,意在消灭中国第二战区主力,夺取太原。中国方面有6个集团军约28万人参战,计划歼灭来犯之敌,遏制日军在华北的攻势。①

太原会战主要包括平型关战役、忻口战役、娘子关战役、太原保卫战等。大同失守后,日军第5师团、察哈尔兵团向平型关前进,意图抄雁门关后路,夹击太原。为防御日军,阎锡山布置了8个军近10万人参加平型关战役,其中包括林彪任师长的115师。②在此次战役中,中国军队历经团城战斗、平型关战斗、鹞子涧战斗、茹越口战斗等大小战斗,与日军激战近20日。尤其是115师发动的平型关战斗,歼灭日军四五百人,打破了“皇军不可战胜”的神话。③

接下来的忻口战役中,阎锡山将主力部队分为左、中、右三部分,其中右翼指挥官为第18集团军总司令朱德。日军被忻口前线国军阻击20余日,其后方及交通线又被八路军的游击战所威胁,一度陷于被动。但10月26日娘子关失守,使忻口的侧背受到威胁,阎锡山被迫下令撤守忻口。忻口战役中,中国军队奋勇杀敌,军长郝梦龄、师长刘家麒等将领殉国;日本军官大田雄太郎都在原平,为对手国军196旅立了一座慰灵塔,上书“为永久追悼在原平战争中战死的4300名无名战士亡灵设立慰灵塔”。④

此时太原已岌岌可危,奉命守城的傅作义实力薄弱,据称其所部仅“新旧各六团,皆经过作战损失之余每团仅二百余人者,计实数战斗兵共约六千余”。兼之太原“守城官兵当全省局势一再失利连溃之余,对于守城任务多而生畏,再加以临时拨之新编各团,既无训练,而精神世界又不连贯,未见敌人,先行逃散”。⑤因此面对日军进攻,太原仅仅守了四天即告陷落。

在会战中,中国军队以伤亡13万人的代价,给日军造成约2.7万人的伤亡,依旧没能守住太原城。如黄绍竑所说,“这次战事,打破了山西军善守的传说。其实并不是山西军不善守,而是现代的火器太厉害了。以我们古旧的城堡与劣势的火器,要作长久的固守是不可能的、不但山西如此,以后的南京,以及各地的防守战都是如此。”⑥

具体来看,参加太原会战的中国军队“装备窳劣陈旧,如炮兵约为日军三分之一,空军战机为日军十分之一。因此中国空军既不能获得制空权,又不能支援地面部队作战;炮兵亦多分散使用,不能充分发挥威力。日军有战车、装甲车、野战重炮,国军则无,仅凭步兵与训练精良、装备完善的日军决斗,且通信器材不足,影响各部队间之联系甚大,致遭受惨重损失。”⑦中日双方间的这种强弱对比,直至战争结束也未能改变。

图片 2平型关战斗场景

当然,战术执行得是否得力,是否帮助实现了战役目标,还是可以评判的,相信读过笔者的系列文章后,读者自然会对此有所认识。

二是单兵兵器,此事得用平型关战役来说事。平型关战役,八路军几乎是倾一师之战,战的是一个“辎重大队”近千人的部队。为毛战争打了近一天?为毛小鬼子能够负隅顽抗,实乃小鬼子的千人部队火力太猛,而红军也刚刚由“流寇”转入正规作战,除了人数和地理上的优势,其余优势皆无吧!当然最后是胜利了,而暴露出的问题无外乎是装备上差距。如何弥补?以少胜多的山地游击战是法宝!

但是国民党军的兵力运用以及战术实在太糟糕,3个最精锐的德式师,本来最擅长野战的突击力量却投入了城市攻坚;而在城市巷战中,以营连规模的密集队形在狭窄的街道上进行集团冲锋,勇则勇矣,在日军密集火力下只能使白白牺牲。因此连打了十天,都不能彻底消灭日军在上海区区数千人的部队。等到日军后续部队一到,战局随即逆转。而在随后的攻防战中又是一味进行寸土必争式的阵地战,与拥有强大海空火力的日军死打硬拼,殊为不智,最终付出了伤亡25万人的巨大代价,依然守不住上海。这种呆板的防御战术在抗战初期一再重演。诚然,作为政府军如果不作抵抗就轻易放弃国土,无论国际观瞻,还是政府和军队的形象都会是沉重打击,更会给民心士气造成极其不利的影响,但是一味采取人海硬抗火海的阵地战,到最后就是人地皆亡。

兵家圣典《孙子兵法》云:“夫未战而庙算胜者,得算多也;未战而庙算不胜者,得算少也。多算胜,少算不胜,而况于无算呼!”这里的庙算其实就是今天所说的战略战术。在抗战中,日军的战略始终是饱受诟病的,甚至不少人认为日军根本就没有统筹的战略规划,就是脚踩西瓜皮滑到哪里是哪里。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一方面是日军缺乏有远见的战略家,另一方面则是日军中“下克上”的陋习将仅有的一点战略规划也搞得七零八落。比较来说,日军基层官兵的军事素养很高,所以战术水准比较高,因此人们对二战时期的日军评价就是战术一流,战略末流。

有很多人喜欢比较国民党军的阵地战和共产党武装的游击战,谁高明谁厉害。但是不管国民党还是共产党,采用什么战术都是从自身的实际出发,而不是单纯地只从战术的优劣来考虑。国民党军作为政府军,不可能随意放弃具有标志意义的大城市,更多的要受到国际国内政治影响的限制。而国民党动员组织民众的能力低下,也不可能采取游击战。事实上国民党军在1938年、1939年也确实曾经组织过较大规模的敌后游击战,但最后都无法坚持。

更令人遗憾的是,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没有直接的协同和配合。虽然在抗战初期,山西的一些会战中国共双方有所配合,但由于此后中央政府心存芥蒂,有心打压共产党力量,因此断绝了双方配合的可能。虽然在战略层面,确实形成了两大战场相互协同配合的局面,让日军在战略上陷入了腹背受敌的窘境,最终不可避免地走向了覆灭,但如果双方能直接配合,中华民族的抗战或许能更为成功。

独立自主的游击战

经过了抗战初期的惨痛教训,国民党军才终于开始有了转变,薛岳提出的“天炉战法”就是抗战中期开始国民党军在防御作战中比较成功的战术。天炉战法的名称很有几分神神道道的感觉,其实很简单就是后退决战,面对日军来犯,逐次抵抗,一面消耗日军,一面将日军引到地形、环境有利的预设战场,最后形成合围聚歼。根据这一战术,先后取得了三次长沙会战和常德会战的胜利,应该说这一战术是符合当时双方实际情况的有效战术。

抗战胜利70周年已经过去,声势浩大的纪念活动划上了句号。提起中国的抗战,总会对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的种种情况引起讨论和争议,孰优孰劣,孰高孰低,似乎这两者的比较是永远说不完的话题。笔者在去年撰写了系列文章,介绍了抗战期间中共的十大伏击战与国民党的十大城市保卫战,本文将对两大战场的战略战术进行一番简要的对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