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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三民主义是什么 新三民主义是哪三民
2020-0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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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 2孙中山 三民主义其实就是孙中山一系列挽救民族危亡,探索中国近代化的思考与实践经验的总结和高度概括,这种思考与经验上升为理论以后,又对后来孙中山本人及其追随者的革命行动发挥了十分重要的指导和促进作用。 孙中山为什么叫“国父”? 孙中山于1925年3月12日病逝后,当时于北京中央公园社稷坛举行公祭时,豫军总司令樊钟秀特致送巨型素花横额(阔丈余,高四、五尺),当中大书“国父”二字,他的唁电挽幛,均称“国父”,这是孙中山在公开场合被尊称为“国父”之始。 抗日战争中期的1940年3月21日,中国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第143次会议决议:尊称本党总理为中华民国国父,以表尊崇。根据中常会的决议,国民政府以孙中山先生倡导国民革命,手创中华民国,更新政体,永奠邦基,谋世界之大同,求国际之平等,光被四表,功高万世,于同年4月1日明令全国自是日起,尊称总理孙中山为中华民国国父。同年5月29日,国民政府又发布明令,规定在政府公家机关、民众团体应一律改称国父,在国民党党内称国父或总理均可,民间已印就之图书文字,不必强令改易。 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则未以官方名义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或中国的国父为孙中山或其他任何人。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或中国共产党在正式的场合或文书上提及孙中山时,通常使用的称号是“革命的先行者”,从未称孙中山为国父。 孙中山的三民主义 三民主义是孙中山所倡导的民主革命纲领。是中国国民党信奉的基本纲领。三民主义的发展过程分为两个阶段,即旧三民主义和新三民主义。是孙中山民主思想的精髓和高度概括。三民主义由民族主义、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 民族主义 恢复中华 民族主义是孙中山首先揭橥的战斗旗帜。它反映了近代中国社会错综复杂的民族矛盾——既有帝国主义同中华民族的矛盾,又有以满族贵族为首的清朝统治集团同汉族及其他少数民族的矛盾,而帝国主义和清朝统治集团正日益勾结起来。 民族主义的主要内容之一,就是“反满”。“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始终是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在清末的战斗口号。这不仅由于清王朝是一个由满族贵族“宰制于上”的封建专制政权,还因为它已经成为“洋人的朝廷”。“反满”口号所以具有广泛的动员意义,原因就在于此。避免中国被瓜分、共管的厄运,争取民族的独立和解放,是民族主义的另一主要内容。在《民报》发刊词中,孙中山把“外邦逼之”和“异种残之”并列为民族主义“殆不可须臾缓”的基本原因。“非革命无以救垂亡”,而革命必须“先倒满洲政府”,民族主义的反对帝国主义压迫的意义蕴涵于此。 民族主义所要求的“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其实是传统汉族正统思想的另一种表述方式。例如,孙中山曾说过:“就历史上说,我们四万万汉族是从哪一条路走来的呢?也是自帝国主义一条路走来的。……中国自秦汉而后,都是一个民族造成一个国家”。[16] 他又说,“就中国的民族说,总数是四万万人,当中参杂的不过是几百万蒙古人,百多万满洲人,百几十万回教之突厥人。外来的总数不过一千万余人。所以就大多数说,四万万中国可以说完全是汉人。同一血统、同一语言文字,同一宗教、同一习惯,完全是一个民族。”显然,“民族主义”中的“恢复中华”是指恢复汉族人统治的中国。虽然后来孙中山对“民族主义”进行了修正,提出了“五族共和”的口号,但仍然带有明显的狭隘性。也正是为此,孙中山及其三民主义才饱受反对者的诟病。 孙中山讲民族主义时,严厉批判马尔萨斯《人口论》,他说中国不是人口过剩,而是人口没有增加,“我们中国人口在已往一百年没有加多。以后一百年,若没有振作之法,当然难得加多。……环看世界各国的情形,在美国增多十倍,俄国增多四倍,英国、日本增多三倍……我们中国却仍然如故,或者甚至于减少。”“我们民族被世界各国人口增加的压迫,不久就要灭亡,这是显然可见的事。” 五族共和 辛亥革命前夕的1911年9月中旬,宋教仁鼓励四川保路民众:“不复规规于争路,由消极而进于积极,为四万万汉、满、蒙、回、藏人民首先请命,以建设真正民权的立宪政治为期”。他强调的是包括满人在内的“五族共和”。 清帝退位诏书明确提出:“仍合满、汉、蒙、回、藏五族完全领土为一大中华民国。”清帝退位后授权袁世凯组织共和政府,以“禅让”方式实现了“主权转移”,民国主权的合法性由此得以实现;由于清帝拥有“天下共主”地位,诏书的颁布使中华帝国得以避免同期奥匈帝国似的分裂命运,促成了“五族共和”。 五色旗是中华民国建国之初北洋政府的国旗,旗面为按顺序是红、黄、蓝、白、黑五色横长方条,表示汉满蒙回藏五族共和。 民权主义 民权主义是三民主义的核心。它反映了近代中国社会的又一个主要矛盾,即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民权主义的基本内容是:揭露和批判封建专制主义,指出封建的社会政治制度剥夺了人权,因而,决非“平等的国民所堪受”;必须经由“国民革命”的途径推翻封建帝制,代之以“民主立宪”的共和制度,结束“以千年专制之毒而不解”的严重状态。与这种“国体”的“变革”相适应,关于政体的擘划也构成民权主义的重要内容。 民权主义是儒家“仁”的思想和西方民主法治思想的统一。“仁”是儒家文化的核心内容之一,其基本含义是要求统治者在不动摇其统治基础的前提下,尽量施行“仁政”,给人民最大限度的自由和福利,只有这样才能从根本上消除人民对统治者的不满情绪,才能达到长治久安,进而才能最大限度地维护统治者的利益。孙中山综合运用儒家“仁”的思想与西方民主法治思想,制定“五权宪法”、“建国方略”、“建国大纲”、“中国国民党一大宣言”等文献,将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进行一次重大的重构,使中国与世界的发展结合起来,这不仅在思想上是巨大的进步,在实践上也具有创新意义。 民生主义 民生主义是孙中山的“社会革命”纲领,它希望解决的课题是中国的近代化,即发展资本主义经济,使中国由贫弱至富强;同时还包含着关怀劳动人民生活福利的内容,以及对资本主义社会经济溃疡的批判和由此产生的“对社会主义的同情”。 民生主义所追求的大同社会是儒家文化与社会主义学说的结合体。孙中山所倡导的天下为公的和谐大同社会,出自儒家经典《礼记·礼运第九·大同篇》。“孔子曰:……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这与马克思提出的“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要求基本一致,同时,孙中山本人也曾多次公开表示:“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由此,可见“民生主义”其实就是社会主义经典儒家化的产物。 孙中山把民生主义的主要内容归结为土地与资本两大问题。“平均地权”——“土地国有”是孙中山的土地方案。主要内容为“当改良社会经济组织,核定天下地价。其现有之地价仍归原主所有,其革命后社会改良进步之增价,则归于国家,为国民所共享”。孙中山认为这一方案的实施可以防止垄断,也能使“公家愈富”,从而促进“社会发达”。在有关资本的课题上,孙中山确认“实业主义为中国所必须”。他认为中国的近代化是历史的必然趋势,《实业计划》一书就是发展社会经济的宏伟蓝图。他把发展社会经济的途径归结为“节制资本”和发展“国家社会主义”,即将“不能委诸个人及有独占性质”的“大实业”(如铁路、电气和水利等)“皆归国有”,因为这既可“防资本家垄断之流弊”,又得以“合全国之资力”。民生主义实质上是最大限度发展资本主义的方案,虽然它涂上了主观社会主义的色彩。 在涨价归公方面,孙中山以为:“地主如果以多报少,他一定怕政府要照价收买,吃地价的亏;如果以少报多,他又怕政府要照价抽税,吃重税的亏。在利害两方面互相比较,他一定不情愿多报,也不情愿少报,要定一个折中的价值,把实在的市价报告到政府。”此一理论的问题在于如果地主永远不卖土地,没有买卖的行为,涨价归公便无从实施。孙中山的“涨价归公”理念是来自于美国经济学家亨利·乔治于1879年出版的《进步与贫困》(Progress and Poverty):“人人都有使用土地的平等权利,正如人人都有呼吸空气的平等权利一样。”,张五常认为亨利·乔治的“涨价归公”理论是“闭门造车”,对经济学一窍不通。 节制私人资本,发达国家资本,台湾早期大量的国营事业,如:台盐、台肥、台铁、烟酒公卖局、邮局、中华电信等企业赚取大量的费用但是服务品质也不见提升,原因就是没有竞争,自从开放民营竞争以后品质才略有改善。 孙中山的民生主义思想,本具有浓烈的社会主义色彩,例如他在民生主义第二讲便提到:“...民生主义究竟是什么东西呢?民生主义就是共产主义,就是社会主义。所以我们对于共产主义,不但不能说是和民生主义相冲突,并且是一个好朋友,主张民生主义的人应该要细心去研究的。”“共产主义既是民生主义的好朋友,为什么国民党员要去反对共产党员呢?这个原因,或者是由于共产党员也有不明白共产主义为何物,而尝有反对三民主义之言论,所以激成国民党之反感。但是这种无知妄作的党员,不得归咎于全党及其党中之主义,只可说是他们个人的行为。所以我们决不能够以共产党员个人不好的行为,便拿他们来做标准去反对共产党。”但因国民党政府迁台之后,力行反共产主义、反社会主义的国家政策,虽然打著是发扬、拥护三民主义的旗号,对其中左倾的部份,采取模糊带过的方式,使民生主义真正的精神,反而更显得模糊不清。 三民主义其实就是孙中山一系列挽救民族危亡,探索中国近代化的思考与实践经验的总结和高度概括,这种思考与经验上升为理论以后,又对后来孙中山本人及其追随者的革命行动发挥了十分重要的指导和促进作用。三民主义是中国人民的宝贵精神遗产,是激励中国人民复兴中国梦的伟大力量。

图片 3 孙中山所提出的的民主思想三民主义包括旧三民主义和新三民主义,这两个内容其实也是三民主义发展的两个阶段。很多人知道旧三民主义却并不了解新三民主义,新三民主义其实是孙中山对旧三民主义的修正,它和旧三民主义一样包括民族主义、民权主义以及民生主义,只是在具体的内容上有所不同罢了。 新三民主义是什么 新三民主义,是孙中山生前对其“三民主义”思想作出的最后一个版本的修正,是孙中山晚年联俄联共、扶助和依靠农工的思想体现。但由于其中涉及中国国民党联合苏俄和中国共产党的问题,加之孙先生逝世后两党交恶,所以两党对此存在着截然相反的说法,并且争议保持至今。 新三民主义是哪三民 民族主义:提出具体反帝斗争要求,认清了国内反动势力和帝国主义的本质及关系,以及对中国革命的危害。孙中山的民族主义的内容演变成排满兴汉→反满贵族→明确反帝斗争。 民权主义:强调国家政权为“一般平民所共有”,即强调它的人民性、群众性。“凡真正反对帝国主义之个人及团体均得享有一切自由及权利。”这样将资产阶级民权政治与反帝民族主义斗争相结合,是一种巨大的进步和飞跃。 民生主义:“中国国民党之民生主义,其最重要之原则不外二者:一曰平均地权,二曰节制资本。”更新解释了“平均地权”,提出了新的方针。“农民之缺乏土地沦为佃户者,国家当给以土地,资其耕作”,即“耕者有其田”,明确反对封建剥削。“节制资本”,“凡本国人及外国人之企业或有独占的实质,或规模过大,为私人之力所不能办者,如银行、铁路、航路之属,由国家经营管理之,使私有资本制度不能操纵国民之生计”,“工人之失业者,国家当为之谋救济之道,尤当为之制定劳工法,以改良工人生活”。民生主义和扶助农工政策紧密地结合起来,推动国民大革命。 总之,新三民主义有了明确的反帝反封建内容,并且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结合起来,民权为“平民所共有”和“节制资本”的口号。这表明对三民主义建立资本主义社会和资产阶级专政的思想,采取了批判的态度。“反对帝国主义”和“耕者有其田”的口号,使它有明确的反帝反封建的政治内容。尽管它斗争的彻底性、革命最终目标、指导思想同阶级不同,与共产党民主革命纲领还有着本质区别,但它与民主革命纲领的各种原则基本一致,成为国共合作的政治基础。

《三民主义》是一本由孙中山著作,中国长安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38.00元,页数:641,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三民主义》读后感:一本中国人必看的书

“革命尚未成功,同时仍需努力”是国父孙中山对中国革命者的勉励。孙先生一生致力于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和经济文化发展,三民主义成为了中国资产阶级革命者的信仰,无数仁人志士在三民主义的指导下为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奋斗终生。

《三民主义》读后感:三民主义

孙中山并不反对共产主义,相反,认为共产主义即民生主义,但他并不主张通过马克思倡导的方式,即阶级斗争来实现共产主义,阶级斗争只能解决分配问题,并不能解决贫穷问题,所以主张借用外力发展实业先解决贫穷问题。

中国需要一个强有力的政府,但政府的权力必须能够得到监督,他认为西方国家的政府太过弱小,有权无能,西方国家之所以没有建立起一个有能力的政府是因为资本主义过度发达,主要生产资料掌握在个人手里这一事实,但中国的状况有所不同。

美国那样的联邦制度并不适合中国,美国恰恰是做不到完全统一才不得以用联邦制来维持形式上的统一,美国的强大是因为统一而不是因为分邦。而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统一的国家。

工业革命催生共产主义思潮。

《三民主义》读后感:三民主义吾党所宗

民族主义:没有对本民族的认同和崇拜,便不能在世界上生存。民族主义是世界主义的基础。民族主义若不巩固,世界主义也不能发达。不建立对本民族的自信而一味拥抱世界,实在是舍本逐末,终将自取灭亡。是以外人对我虽善,若故土不振,仍不免受人小觑。

中国民族走到崩溃的边缘,是内外武力经济交困的结果。新青年们对外国的知识趋之若鹜,实在是不知道这些东西中国本旧有的。 不知本民族的过去,无以图本民族的未来。

要恢复民族的地位,一要恢复固有的道德,二要恢复固有的知识。三要恢复固有的能力,四要学习外国的长处。

民权主义:政是众人之事,治就是管理,管理众人之事,便是政治。民权的作用,便是要维持人类的生存。生存就两件大事:保和养。保就是自卫,养就是觅食。因此上古洪荒时代与兽斗是政治,上古原始社会与天斗是政治,嗣后君权时代与人斗,也是政治。

外国人批评中国人不懂自由。实在是中国人民在君权时代受压迫小,除了纳粮外与官吏几乎没有关系,因此自由已经实行,便无强调的必要,如同空气无处不在,却又不容易知道其存在。欧洲封建君权发达到了极点,所以人民要争自由,这于他们有切肤的感受。因此外国人一面批评中国人不懂自由,又批评中国人一盘散沙,就很矛盾。自由的结果,才会是一盘散沙。

为国家争自由,就是民族主义。为人民倡政治平等,就是民权主义。为四万万人谋幸福,就是博爱,就是民生主义。

因人生而地位不同,造就帝王公侯伯子男民的差别,这是不平等。圣贤才智平庸愚劣 在社会上地位相同,这是假平等。起始初点地位平等,后来各人根据天赋的聪明才力,自己去早就,因为各人的聪明才力有天赋的不同,所以造就的结果当然不同,造就既不同,自然不能有平等。像这么讲来,才是真平等的道理。

权能分开:治权和政权。治权归政府,政权归人民。治权有五:行政、立法、 司法、考试、监察。西方本有前三权,我国政治传统有后二权。考试权可以弥补选举有口才无实才的人的不足。政权有四:选举、罢免、创制、复决。政府有治权五,各权任以专人,就是一台精密的机器;人民有政权四,两推两拉,两对事两对人,便能驾驭这台机器。

民生主义:民生就是人民的生活。

马克思详究人类数千年历史,说人类行为都是由物质的境遇所决定的,故人类文明史,是随物质境遇的变迁史。而其实马克思以物质为历史的重心是不对的,社会问题才是历史的重心;而社会问题中又以生存问题为重心,那才是合理。

照马克思的观察,过去的历史是阶级斗争史,有阶级战争,社会才有进化,阶级战争是社会进化的原动力。这是以阶级战争为因,社会进化为果。而其实社会上大多数的经济利益之所以要调和的原因,就是因为要解决人类的生存问题。因为要生存,人类社会才会有不停止的进化。所以人类求生存才是社会进化的原因。 阶级战争不是社会进化的原因,而是社会当进化的时候,所发生的一种病症。这种病症的原因,是人类不能生存;因为人类不能生存,所以这种病症的结果,便起战争。因此马克思只看到社会进化的毛病,没看到社会进化的原理。可说马克思是一个社会病理学家,不能说是一个社会生理学家。

马克思说资本家的盈余价值,都是从工人劳动中剥夺来的,把一切生产的功劳,完全归之于工人的劳动,而忽略社会上其他各种有用分子的劳动。以纺纱织布而论,我们便想到布和纱的原料,因而推及棉花。因而推及农业问题。因而推及农学家、农机家、化肥家。有了棉花,要送到工厂;工厂纺出纱和布,要到各地市场去卖,自然想到运输的轮船火车。火车轮船用钢铁木材建造,因而想到采矿冶金家和木料种植家。贩卖各地,又有商人从中出力。直至纱和布卖到消费者手中,才算产生了盈余价值。因此怎能能够说专以纱厂布厂的工人的劳动便能生产出盈余价值呢?因此所有工业的盈余价值,不专是工厂工人的劳动成果;凡是社会上的各种有用分子,无论直接间接,生产消费,都有多少贡献。

《三民主义》读后感:恢复中华:民族国家建构的努力——孙中山的民族主义理论小结

这是一篇没写完的作业……

三民主义是孙中山倡导的革命纲领,民族主义、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之三原则反映了孙中山代表的民族资产阶级身负的三重任务,反映了清末资产阶级革命的三重性质。这与当时的族群关系、国际关系、阶级关系,以及社会性质紧密联系在一起。

一、

怀着民族解放的目标的孙中山站在现实土地上,他首先面对的是一个跨越多元文化、众多族群(ethnicity)的广域帝国。在这里,两百年以来,满洲人能运用中国政治传统,同时维持其独特之认同是统治方式成功的保证。 包含引介自中国和内亚的两种不同的政治秩序的皇权成为超越各民族之上的、普世性的统治者,以普世性合法化体系中的多重身份降临文化、政治上明显区别的区域,维持着少数统治及帝国的多元政治。当全球化体系对清朝的影响加大,帝国调用既有的统治和处置手段、机制和资源,却不再一如既往如地卓有成效反而危机丛生时,中国人很快遇到了一个再度提出身份困惑的契机。困惑来源于,发现自己卷入世界体系,但清朝获得了国际事务中的代表权,而它的落后和行将失败在此过程中愈渐暴露。被时代潮流淘汰的危险愈发紧迫,敏锐的进步人士开始效仿西方民族国家(nation-state)的典范,力图重塑自己的身份。由此引出了一个困扰多时的问题——如何从清帝国中创造一个民族国家。

改良派人士在戊戌变法失败后,着眼点转至上述问题。梁启超在“国家思想变迁异同论”中痛惜中国的民族主义“犹未胚胎”,反省中国“国族”在时间序列上的落后。 改良派起到了唤起关注的作用,但其摇摆两端、模糊不清的立场使他们很快让位给主张明确的、发展了的并进一步理论化的汉族民族主义者。在同盟会、南社等政党组织或社团成员的构想中,必须推翻这个非汉王朝,使汉族从清朝统治中解放出来。这场民族革命有两个方向上的意义:其一,对于身份困境的重新发现本身蕴涵了连接历史与现实的因素(这也是他们与改良派相比所具的优势),民族主义者接起了明季和他们所处的时代,并由此勾勒出汉族民族国家的谱系;其二,更现实的是,建立民族国家是进一步实行民主宪政的前提。一个崭新而又有资格担负传统的民族国家从旧王朝躯体中脱胎出来。

二、

孙中山在民族主义篇章中重点讨论了以下内容:

  1. 国族

孙中山主张的是汉民族国家,即以汉族建构为“国族”的国家。历史资源制约了知识精英的思考和路径选择。作为清帝国内人数占绝对多数的族群,且已具备许多现成的共同性、丰富可利用的历史文化资源、可藉以比附的传统思想等,模仿西方民族主义话语对汉族历史的重新阐发工作不算困难。当然还由于条件限制,这些知识分子、社会活动家只能做到对汉族有必要了解。孙中山在书中运用大量类比,论述汉族身为国族的一贯性,努力贯通传统和现实。

  1. 疆域问题与异质性(heterogeneity)

汉族唤醒了自身作为民族共同体的自我意识,宇宙中的天下秩序坍缩为了现世的、有界的民族,由中心向四周流泻而形成有等级的流动领域固定在了经验观察的边界(empirical boundary)上。汉族民族主义运动成功推翻了外族统治,但对清朝征服遗留的疆域的领土争议使这场运动始终伴随着内在矛盾。 逻辑的后果是,汉族既然独立,其界限应该等于汉地,即中国本部(China Proper);然而不放弃内陆亚洲部分的主张最终取得了主导。孙中山在“民族主义”这一章里为支持这个更广大的范围提出了论据,他的方法是用中国历代强盛时期的最大疆域来包络清朝疆域。除此之外,另一个问题是如何叙述理想疆界内的其他民族。为此,在理论的发展中,汉族隐至幕后,而请“五族共和”的“中华民族”登上台前。不过请出“中华民族”只是概念的微调,原来的主线并未被替换,其他民族与汉族融为一国族,组合的方式是汉化。实践中表现在后来国民政府继承孙中山说法,强调其他民族与汉族的同一性,淡化异质性,并以同一性为依凭进行国族构建工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