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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法学:肃穆的利器仍旧玩世的糙货
2020-02-14

一、名称和用法:一个比较文学的分析主义分析

一、比较文学作为文学批评

以维特根斯坦为代表的分析主义哲学,认为语言是生活的边界,生活的意义来自于辨别其语用学用途;分析主义的有限理性主义追求理性的客观性,不同类型的知识构成交叉重叠的家族类似集合体的基础,但是,完善而有效且易于传递的知识还是要上升为基本的概念逻辑系统,并经过语用的过滤。本文运用这个分析主义的基本方法,对比较文学的命名、用名和辨名三方面及其学术关联做一个历史的回顾。分析主义认为命名与其意义或本质相关联,命名即理论来源于特别术语的起始指称及其指称着的用途。比较文学命名及其学科可能性具有三个规定或三个条件。

比较文学作为新时代对外开放的文化窗口之一,任何一个就读于80年代中国大学的学人,无不为它所携带的异域信息及其与自我的比对所感染,并因此而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增长了跨文化知识。自80年代后期开始,中国新时期比较文学的领军学人乐黛云先生就主张“开放的比较文学”。这一说法,本意是给眼界并没有机会大开的谋生学人,一个眼界大开过的学人的经验之谈或眼界大开之感慨,而且确也在西方比较文学兴盛而无人愿意撰写比较文学原理,中国上一辈比较文学先行者如钱钟书等不去写比较文学原理的时候,进行了初步的理论建设,这对百废俱兴期的感性比较文学研究还是起到了理性规范的作用。但没有想到这一理论出发点也具有二重性、两面性,它同时也给“无边的比较文学”打开方便之门,造成了比较文学理论及研究实践庸俗化的后果。乐黛云年前在中国比较文学学会四川大学讲习班上,特别提出了中国当代比较文学理论批评和实践批评范例,曹顺庆近年主张比较文学要从历时研究改为共时研究,这一理论内涵了比较文学不是甲乙文学史的叠加,即如谢天振所发难的A加B模式的庸俗低级的虚假比较文学一样的学理呼吁。这种学理呼吁的理论内核,暗含了比较文学要从历时的纵向的视野,转向共时的横向的视野的文学批评学主旨,比较文学并非文学史、文献史,而是文学批评学。

1、命名的人为起始意图——历史用法或客观用法

比较文学作为文学批评,以共时研究眼光将处于历史境遇内的文学文化现象当成现在发生的当代史,并指出这种当代史的当代意义。比较文学史并不存在,存在的是国别文学史、文学关系史、比较文学研究史。国别文学史当然是传统文学史。文学关系史即法国学派的以国别文学之间的实际影响关系为对象,是传统文学史在跨文化领域对文学影响关系的实录。比较文学研究史是学术史上以比较文学的学科形态或方法对文学进行研究的学科史。以史指称,预示着该史将以客观化的形式现身。而比较文学恰恰是一种方法论先行的特殊学科,研究者的主位意识和研究对象的客观化要求始终使比较文学不可避免地成为一种先天的解释学,由于方法论的根本不同,比较文学的最终成果所达致的结论可以完全不同。那么比较文学史指称的是什么呢?它应该以更为具体准确的说法出现——文学关系史、比较文学研究史或比较文学批评史。比较文学批评史的说法最早来自于杨义、陈圣生近年的《中国比较文学批评史纲》[1]同名专著,但不成想它却暗含了比较文学的非史学而批评学的内在学理。而实际上,在近年的出版物中,却有以平行研究方式进行的大部头的亚非欧、东西方文学史,其所以自称为比较文学史,其实正是A加B的鸿篇巨制,除去若干同异归类,我看不出这种归类对各个所谓比较对象已经经过国别文学研究所发掘出的原点有任何的添加和改写,基本是对原国别文学原典研究的改写、复制。

比较文学起源于十九世纪实证主义思潮。借助于启蒙时代以来西方人的理性对自然的持久有效的胜利,实证主义认为从自然及其规律的领域可以推导出人类思维规律,人文科学可以像自然科学一样达至实验的严谨和结论的严密,为理性世界增加另一可以逻辑地说明的人文规律;相邻学科因为得到了认识论和方法论上的一致性支撑,因而有了类比的原始知识欲求;另外,当时的人文学科借助于西方工业革命对交通运输工具的创造和革新,形成了对近邻的同文化圈民族国家以及遥远的他乡文明获取异域知识传递的物质基础。因而,一个发达的西方民族国家及其既有的人文学科规律指向,与一个西方屡试不爽的科学主义的进步规律论,构成了最初的比较学科的共同知识基础——唯事实的实证主义科学根据的外部表现。如比较解剖学、比较人类学、比较语言学和比较文学,它们从一般相似性出发给出名称。比较文学的法国学派的研究方式简单而直接,它只需为了说明法国文化对异国文学的塑形或反之说明异国文学对法国文学的被影响关系,而准备充足的事实材料就行了。因而,辨别比较文学彼时的学科概念,要采取历史的描述,指出学科肇始时的历史规定与物质条件。而这一起始命名决定了那时的比较文学属于实证科学的一支,遵从着自然科学的规律目的论。

比较文学是文学批评,还暗含了美国学派将比较文学看作为文学理论即文艺学的说法,惯常以为比较文学内涵了总体文学的指向,实际上这一总体文学的指向如果剔除了其中的西方中心论的同一性研究取向后,就可清晰地看出其把广泛的不局限于本文化地域而伸展于跨文化地域的文学,置于文学批评学领域之内。比较文学在当代美国的发展已经可以用一极其简约的术语criticism暨批评来表示。比较文学作为文艺学或文学批评学的内涵学科和邻近学科,只不过是以差异性研究的基本理念和方法论,与以同一性研究为基本理念和方法论的文学理论学区别开来,二者一以跨文化特别是跨文明的文学、文化差异性为旨归,一以世界文学作为总体看待文学的一般性。

2、用名的工具经验意图——发展用法或主体用法

如果以一句通俗的话来表述,比较文学其实是国别文学在文艺学或文学批评的共时批评眼光下,以某原典国别文学为研究对象,以其他国别文学或文化现象为参照,对该原典国别文学对象的共时性批评,从而与对该原典国别文学的文学史研究相区别,因而比较文学实际上是以该方法实现了对国别文学作为文化或文明差异性存在的丰富性、多面性、被遮蔽性、普遍可传达性、特殊地域性的广泛、深入的观照,同时以这些成果为一种蓝图中的世界文学和美学普遍性理论批评意图提供例证和参照。这样,比较文学实际上是在国别文学的平台上出现的对国别文学的文艺学观照,比较文学批评暗含了研究者内置的文艺学普遍观念,但是该文艺学观念却在与其他国别文学或文化现象的参照中,在原典国别文学差异性的丰富性、多面性、被遮蔽性的渐次揭示过程中,得到修正的文学、文化、审美普遍性,表面上是对国别文学差异性的跨文化或跨文明揭示,内含着对世界文学的普遍性的建构。因而,比较文学与国别文学一起,是文学研究的基础阶段,国别文学是在历时的线索上,对国别文学的本文化圈内部观照,比较文学是在共时的线索上,对国别文学的跨文化圈观照。文艺学本来只是本文化圈的国别文学的文艺学,但在跨文化乃至跨文明的全球化时代,一种局限于本文化圈的文艺学不可能逃脱在跨文化领域内批评的文化沙文主义倾向,文艺学顾名思义的内在普遍性或哲学性,要求它必须以追求跨文化乃至跨文明的解释有效性为旨归,比较文学的出现为这种普遍的文学哲学或哲学文艺学的元话语体系提供了基本题域和话语参照,因而比较文学必然以比较诗学为指导,虽然比较诗学是以民族文学理论的跨文化研究为对象,但以民族文学的跨文化研究为对象的比较文学却离不开比较诗学的理论涵盖,比较文学必须走向比较诗学,这样的比较文学才有学理和学科的存在意义。世界文学这个概念的出现,本来是各个国别文学的集合名词,作为各个国别文学集合的世界文学,但这里恰恰不能陷入一种可能的普遍的世界文学的实存观念,因为世界文学的展现,恰恰是以各个作为差异性实存的国别文学的共时展现为前提的,虽然世界文学这一说法,是一代哲人歌德和马克思在差不多的先后时间内提出的,但我们最好把它看作为一种国别文学的共时的世界展现,而不是一种有普遍性文化基础的文学、审美集合体,如果有人特别偏爱世界文学这一名称作为术语,那就把它看作为与总体文学一样的术语吧,至少现在在愈来愈以商品化、同一化的物质文明带动精神文明的这一全球化趋势,愈来愈有愈演愈烈之势之时;但比较文学恰恰就是要以差异性形成对全球化的制衡局面,在全球化和差异性之间保持一种必须的差异性和适度的普遍性;所以说当代比较文学就是处理国别文学的文化特殊性和跨文化普遍性的的关系,这一说法也是合于比较文学的内在学理和历史使命的。比较文学也是在与其它文学学科术语的学理区别中实现其功能的,它们应该是这样一个学理系列:

法国学派的19世纪,仍然是大交通未成大气候的早期资本主义时代,充分的思想交流的物质基础尚未完全达到,哲学上仍然以古希腊逻格斯为中心建构欧洲文明中心论,英法德等老牌民族国家地位不可动摇,证明欧洲文明内部地方文学文本的相似性和区域性影响的本源,文明统一性构成了其追求同一性规律的正面形象。美国学派诞生于反叛科学主义的人本主义时代,欧洲文明中心有可能在交通发达甚至信息化的物质条件下,变为欧洲—美国中心,这是美国学派破欧洲中心的正面形象的内在动因;另外,二十世纪哲学社会科学已由实证主义向人本主义转向,在具体学科研究上亦体现为从唯事实转向理论反思和重构;十九世纪下半叶至二十世纪上半的哲学、美学研究,体现出由本体论美学向实验美学的审美经验论,由本体论向认识论的思想潮流;五十年代结构主义一体化的系统整体论是美国学派构建世界文学的元理论的雄心之源。实际上,在同期的比较人类学已经实现尊重差异和地方知识的有效性的方法论变革时,美国学派未能及时汲取临近比较学科的思想精华,未能在解构主义和后现代思潮兴起时,及时调整自己的结构主义过气思想,宣布美国学派解构主义时代的来临,理论指导思想上整个慢了一拍。但当美国学派由70年代解构主义和后殖民主义去中心后,已经渐趋去中心和多元化时;再过多强调美国学派用理论对事实的反驳,而忽视了其哲学思想上与法国学派同一性研究的一致性,显然是偏颇的。不过,在物质历史和理论历史的双重发展中,美国学派形成了对应其新帝国主义霸主主体的同一论比较文学,表现在以下诸多方面:1、变欧洲中心为西方中心;2、变外部事实为文本细读;3、变局部文化圈证明的同一性位全球为证的同一性;4变事实影响为可能性、倾向性影响;5、变国家间实际因果关系的文学关系史为国际间遵守共同规律的总体诗学。这种学科实践转向的主体规定与思想条件在于文化沙文主义,它决定了比较文学从绝对相似性出发的向内视的文化单向性。

图一:

3、分辨名称及其所指的实在意图:本体用法或扬弃用法

国别文学(文学史) 比较文学(比较诗学) 民族文艺学

比较研究的历史出场伴随着工业化,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后殖民主义关注于辨别命名与其客观本体论指称的关联性,与沙文主义的单向性决然不同,通过差异性双向和多向对比的规则重建文学理论。而比较文学的现代出场则有待于特定学科取向体现的本体规定与学科外部条件的更新,两方面促成学科命名的扬弃。

总体文学(世界文学) 文学哲学或一般(元)文艺学

本质的东西只有一个,没有几个。折衷主义往往是综合主义冠冕堂皇的口实后面掩藏的真实理论困境。西方哲学、美学、文艺理论史就是一部有关基本定义的否定史,一个关联真实的定义对一个虚妄的定义的否定。比较文学如果也是追求准确性的学科,它必然有一个严格的定义。正如它面对的文学对象是跨文化视野里不同的文学及诗学一样,诗学史上的真假定义否定史也要显现于比较文学学者视野中。比较文学面对差异诗学史的态度,到底是平行研究的总体文学的比较文学取消论呢?还是差异研究的比较文学学科建构论?这完全取决于一个非真即伪、非综合的分析主义本体论。维持多样性的文学文化圈是人类世界存在的前提,共同语的设定和共同游戏规则的操守是理解、谅解跨文化传递多样性的必要前提。但共同语、共同游戏规则仅此而已,并不能偷换成共同诗学。传统的同一性影响和同一性解释,由于跨文化圈的巨大的差异,并没有给己方和对方的差异性理论增加一个充分的例证,也不能为己方和对方的接受过程的复杂机制既接受趋向做出有效的说明,反而造成了误读、误会、隔离。如果说历史上的影响研究还是尊重原样事实材料重述的话,那么平行研究重述过程先定的同一性则给二者找上了先验、虚妄的定式,一个属于文学史,一个属于文学理论,此言不虚,只是不是比较文学。其实比较文学的影响研究与平行研究,为了避免命名上的先入为主,应以传递研究和并置研究替代为好。传递研究关注发生实际影响行为的文学、诗学差异性的本土化和认同化过程及趋向,特别注意影响的科学和实用的倾向;并置研究关注未发生实际影响的文学、诗学的差异性,在一定共同语的规范下,围绕共同语的可能性传递趋向,特别注意形而上学和美学的概观,为总体文学即文学理论提供量化的同一性求证实例。

图二:

以比较思维暨比较思想的历时出场为例,可以看到一个以比较研究模式为表征的一个思想系列。前现代模式1:原始辩证思维。前现代模式2:19世纪黑格尔、马克思的古典辨证统一论。现代模式3:19世纪科学实证主义影响下的比较语言学、比较人类学、比较解剖学、比较文学的法国学派。现代模式4:20世纪中叶的比较文学的美国学派。后现代模式5:20世纪后半的反思人类学、比较哲学、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比较文学的中国学派。当比较仅仅是方法,甚或不仅仅是方法或方法论,此时,一般文艺学并未改变它的学科特性,比较仅仅是其学术方法的一种;然而当比较既是内在的思维模式,又衍化为中间的比较规则和外在的差异性现实的时候,比较文学才真正出现。直到此时,比较文学不是比较的断言才有了意义。相比而言,比较文学的比较也有三大特性:1作为一般比较方法;2作为比较规则;3作为差异性现实。可以看出,比较文学的比较特性与比较思维的特性是一致的。

国别文学

比较一词用在比较文学中确实容易引起缪想,导致对跨文化双方的平衡对待和同一性考虑;然而此处的比较恰恰不是平等地对对方的观照,而是以差异性的方式进行偏离式的观照;因此,跨文化、跨文明的术语也许确实能避免这一因比较而引起的缪想,有效地替换约定俗成的学科命名。这样来看曹顺庆的异质性和跨文明概念,其对命名的学理或本质的求证,就有了极其深刻的意义。异质性的使用,重在揭露差异性在跨文化并置和跨文化传递中不能必须将外来文化本土化以及不能实现有限适配的认同性的那一面根性。由此而看,跨文明正是要找到中国现代文化、诗学所丧失的华夏文明之根,而那部分并未在几乎全盘西化的臆断中隐秘存留,而是悄悄地拨动着中华民族的心弦,那是他们独有的审美倾向,贯穿于现代文学艺术的语言媒介形式中。跨文明正是注意到了比较文学的差异性而非同一性倾向。以此看待曹顺庆针对和而不同论所指出的“和固然很好,但更重要的是怎样的和”的论断,对差异性的建立具有同样深刻的意义。尽管和而不同的思想资源中包含了不同的必要关联,然而不同差异性之间的关系却是以平等、平均、平衡这样的均衡思想表述的,应该说,这是中国封建社会漫长而缺乏思想革命的凝滞不前的逆动力,是以牺牲不同的差异性个性的张扬为条件的。比较文学如果以解释学文化相对主义的主体价值优先为出发点,又以和而不同的和同为旨归,将更多地必然表现为相对同一论,最终目的必然是建立共同诗学。当差异性A与差异性B并置和传递的时候,差异性的向内倾表现为本土化的拒斥效应,差异性的向外倾表现为认同化的交叉效应,外倾的交叉的条件是以差异性的主体认同和有限丧失为背景,内倾的拒斥是以差异性的主体扬弃为背景。异质性即取差异性牢不可破的根性拒斥特质,这就是中华文明历经古代和现当代的转型而不会彻底丧失根性的生态学原因。这种异质性比较文学的必然指向正是发展和建构民族差异性诗学,而不是什么总体诗学。还要注意到差异性的这种可类比生态学的另一面特性,差异性A的发展、进化、生存是以非进步而演化的新进化论为准则的,它必然在与差异性B的异质性因素的认同化和本土化过程中营养自己、使自己保持不断的进化,但万变不离其宗,所以根性差异要以发生认同化和本土化过程中的相似性因素为必要条件。这就是差异性机理发生的基本事件。

(文学史)

显然,两个研究领域的任意碰撞有助于产生比较思维的特例,而只有跨文化研究领域内的有意图的碰撞才会把比较思维置入一个特别研究学科的规则系统即理论之内,并同时将此理论附诸实践。因此,对于比较人类学来说,有文化区域的比较模式,对于比较哲学来说,有思想和哲学的比较模式,对于比较文学来说,有文学和诗学的比较模式。而一定模式的特质,存在于一系列的必须且充分的条件下,并决定着符合特质的特殊的系统规则;一部分学者发现了这些规则,从而引导了研究规则和模式特质的相遇。特质、条件和规则三者所构成的理论有助于达到研究对象的具体细节,这样,研究所属学科的功能才能得以明确。因此可以得到如下口诀:首先是具备学科的必要条件,第二是寻找学科的特质,第三是付诸一定的研究规则,第四是推断有限的概念和理论。

总体文学 文学哲学 民族文艺学

总之,比较文学的历史可能性有三大条件:1是物质条件,地理大发现和现代工业技术使得跨文化传递成为可能;2是思维条件,自发的有关普遍性和特殊性关系的古典辩证论开始向自为的现代哲学辩证法转变;3是学科条件,外部学科条件,几乎所有的人文学科都体现出比较的学理基点,以差异性作为比较要素之一;内部学科条件,比较从一般方法上升到本体论。而比较文学性质因而也有了三个约定:1是学科的起始规定;2是学术的实践取向;3是学科性质的理论求证。比较文学的理论求证对比较文学学科有当然的意义。理论求证可以限制学科的无限扩张和人为缩水,为研究提供必要的研究规则和合法性学理。

(世界文学) (元文艺学)

比较文学的合法性可以通过5个W来完整地说明。第一、How怎样定义边缘学科:时代性和科学性; 第二、Who那一家理论可以借用以作为定义原则:分析主义话语分析原则;第三、What什么样的定义:What+正面定义,影响研究和平行研究各自展示学科题中之义传递研究和并置研究;What-负面定义,影响研究和平行研究的同一理论的学科取消论;第四、Where那种途径可以得到达致定义:用差异性研究修正影响研究和平行研究的同一性倾向,修正总体诗学的会通—同一倾向,修正同一性和差异性关系论的调和倾向,修正五跨乃至无限之跨的非科学倾向;第五、Why为什么需要比较文学:比较文学置身于多元差异文化、文明交往的时代精神之中。

比较文学

二、跨文化研究还是比较文学

(比较诗学)

当其它跨文化研究学科并未大张旗鼓地进行学科运作时,比较文学却日益以其大范围的传播速度冲击着传统的文学研究学科,而多学科的跨文化研究在比较文学中也得到多方面展现。这是因为,文学作为文化的精品,可以通过跨文化场域折射多方面多层次的社会历史人文现象,这种同时由多种学科共同关注的现象在文学中的变形,正是文学的魅力所在。当然文学的特性决定了文学不是单纯的时代精神的传声筒,但它却是在审美框架下并通过跨文化传递机制对人文精神的有效传达,其传递机制特别能为人类跨文化行为中的文明、文化和文学差异性特性给予注解。比较文学与跨文化研究所面对的基本问题和多学科问题并无二致,但当整个人文学科已将话语还原为理性/非理性消退后的学科交谈工具时,话语的文本性使其天然地与文学文本挂上了钩。文学文本作为传统的精英文本和现代大众文化文本,和整个人文社会、政治经济话语密切相关,其多面性、复杂性远甚于其它比较学科,而比较文学也因此具备了多学科、跨学科特征。所以比较文学就完全有必要时时警醒自己的学科性质,以承担得起自己时时要越俎代庖地跨越到其它学科领域时的话语责任。我想这就是比较文学远较其它比较学科更为火爆也更为谨慎的原因。比较文学完全可以划归跨文化研究一类,但其它跨文化研究学科却无从具备这样多学科和跨学科的多面性和复杂性。

比较文学是一种文学批评的说法,可以帮助理解那些有关比较文学的谬误观念及其荒唐做法。比如比较文学是采用了比较方法的文艺学或总体文学(文艺学一旦用了比较方法就同时变成为比较文学);比如比较文学是采取了同异比较的国别文学(外国文学或中国文学一旦用了异同比较就同时变成为比较文学);比如比较文学史是采取了异同比较方式的多国文学史(多国文学史一旦放在一部书里展示其异同就是比较文学史)。这种无边的比较文学使得比较文学的边界无限扩大,使得比较文学成了无法定义的文学研究,也就如那些比较文学取消论者说的一样,最终到了比较文学自己的末日之途。

比较文学与国别文学和总体文学的外部学科关联

二、比较文学反例

国别文学——比较文学——总体文学

现在原因已经简单明了。

作为总体的世界文学—国别文学—作为个体的外国文学

一是比较文学理论在特别宽泛的范围内允许了“法国学派加美国学派”的比较文学概论书籍的极度泛滥,丧失了自己本来具备的理论批评本性;比如某“比较文学读本”——中国中学生比较文学教本——中学生比较文学,实际上充其量只是双方文学基础知识的初级对比而已,可被教育行政部门官僚以为这就是纯粹比较文学,走向实用的比较文学,“咵嚓”一声盖上了定性推广的大红印——这是新中国学术历史上又一起学术世俗化、学术“为工农兵服务”口号的翻版玩笑。

作为总体文学的文学理论或文学哲学或诗学——作为文学哲学或诗学的比较文学

二是编辑部和出版社文学编辑,本身出身于这种无边比较文学课程的大学教育,加上一个人可能对付几个相关二级学科的业务,不可能形成严密的质量把关。例如,有的国人更有其甚,三、四年之内连连以“著作”的名义出版了三、四部关键词相同的比较文学概论类书籍,分别叫做比较文学的原理、读本、原理与实践等,我实在怀疑若是一本专著,竟然几年内会有数度推倒数度重来的可能,除非本来就是粗制滥造的垃圾,可以废物复制,如果是中国古人自律推赏、精心推敲的专著,它只可以再出修订本,而决不可能连年翻新。安知否,“不破不立”、“标新立异”、“批评和自我批评”本来就是人文学科良性发展有益社会的要义。以著名比较文学家叶维廉为例,尽管叶维廉在模子寻根——差异性问题上有着许多真知灼见,但他还未曾写过一部专门的比较文学或比较诗学原理之类的专著。也许这本来就是西方人文学界的学术习惯,未必非得像中国当代人一样热衷于写概论、原理类书籍,每校每专业编一本自己的教程,书店里这类教程教材汗牛充栋,翻开来则大同小异,难道中国大学文科高等教育竟然表面分化到如此利害,非得自立一体自行一套吗?如果真是自立一体倒可能说明其独立思想,然而若是里面除了体例略有改观,根本观念却难觅不同呐?所以叶维廉至少是学术诚实的表率;而某甚者,不过是当代中国不求青史留名,但求赚钱养家的平民且庸俗的知识工人,在以数量置换质量、以商品替代独创、急功就利的整体文科评价体制中的可怜牺牲而已。虽然我等如此对某甚者厚道,即如对我等曾特别羡慕的王铭铭一样厚道,王铭铭只不过部分地将个人翻译拷贝为个人原创,本人还是一个引进西方先进人类学思想致力于中国本土人类学原创的学术先驱,但某甚者之流实则以学术垃圾的样式,在自身小环境里复制了比较文学的学术泡沫,在学科大环境里骗取了比较文学的学科幻影,在更大的跨文化环境里败坏了中华民族的学术质量和名誉。

这张图说明了三学科的关系,国别文学可以同时作为同一性概念和差异性概念的例证,比较文学同时对差异性进行哲学对话式讨论,对总体文学同一性的反思。

三是现有的比较文学理论容许了那些无边文学比较作为比较文学登堂入室,国别文学研究者频频以诸如“比较视野中的A加B文学”或如“比较视野中的欧美诗歌”,这类根本违背了比较文学定义的文种到比较文学学科沽名钓誉。同文化圈文学比较不是比较文学。无论是文章还是书籍,只要是采取了并非寻根究底的差异性研究方式,而是采取了同异并列的小朋友排排坐分果果式的同一性研究方式,就可视为知识罗列的知识百科辞典或课堂教案,并非学术研究论文和专著。这种东西还有什么样的学理和学科意义呢?您翻看了“劳伦斯与郁达夫”就知道。劳伦斯是外国文学专家的研究成果,郁达夫是中国现代文学专家的研究成果,放到一起加个连词,就成了这本书的作者的成果,这样的比较文学实在是太简单了,开着学术研究的国际玩笑,引领着英特尔电脑拷贝、复制、复本的潮流。用并非科学学术的严肃、严厉眼光而是国人搞好关系的温吞、玩笑眼光瞄一瞄,至少定性为编攒或编撰的书籍吧,知识多了掉书袋,对无论是劳伦斯还是郁达夫研究并没有任何进步或深入,但可以扩展知识面和知识量,中学生、小学生比较文学,不就是指的这个吧。只是有一点,它绝不是专著,不会对人类知识的深入有半点收益。君不知,理论的创新虽则要达致实践上的落实还有一段时间的积累,在意识上引起注意则在研究生教育上早已确立,代表了这样的导师决不误人子弟的授人、树人之天道,可以看见,硕士特别是博士论文题目,早已没有甲与乙比较之类的说法了。而以上述文例为基础建立所谓的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学位点,难能其会想到如此而授学生;他们应该抱着虚心的态度从行动上皈依比较文学和外国文学研究的典范,而不是口头拜菩萨,一旦骗得菩萨画勾,即刻返还“山中无老虎猴子称霸王”的地界。而独创性研究如乐黛云所著《尼采与中国现代文学》,将与劳伦斯大致同时代的尼采的悲剧主义、英雄主义、破旧立新精神,放在与郁达夫大致同时代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考察他对五四新文化运动和当代中国打破禁锢、改革开放的思想意义,成为特殊历史时代的比较文学和思想革命的双料典范文献[3]。

比较文学的重大理论突破大多来自并非专门的比较文学学者,而来自于比较文学之外的人文学科的跨文化研究。跨学科研究也是二十世纪人文学科的共同实践,不具备学科的唯一性,不是比较文学学科的根本性质归属。同样还可以这样看待比较文学的跨文化性,它也同时是其他跨文化研究的属性。比较文学关注文学性——关注话语是避免学科跑题的强制措施。比较文学既是历史的如传递研究和文学史,又是现实的如并置研究和当代文学批评。当代中国比较文学竟然与国别文学史划为一个学科,不仅在理论上是失误的,而且在实践上也没有做到两部分学者说到一起。国别文学没必要非得是比较文学,比较文学的跨文化和理论批评姿态使其堪与文艺学携手,差别在于文艺学追求同一性,而比较文学追求差异性。当比较文学的学科理论和实践愈其发展成熟后,在中国的学术体制上,势必会尽早地以学院派的学科理论说话,而不会过于粘附于行政话语权,国别文学将会郑重地离开比较文学,叙述自己本来的话语,国别文学是世界文学中的一科,与各民族文学一起,一体两面地构成了世界文学的历时和共时性态,只有在其处于跨文化传递时,才具备了向比较文学转化的延伸桥梁。比较文学的目标不是把世界文学作为总体的表象,而是处于跨文化传递中的国别文学,国别文学处于跨文化传递时的差异性表象和特质。比较文学可以比国别文学更能凸显其原创性即差异性,或在传递研究中凸显差异性的认同化和本土化。世界文学作为总体现身时,是文艺学的例证来源,是文艺学概念和规律的外在表象。在比较文学内部,还存在着比较文学与比较诗学的内部关系。比较文学多在文本与现实的联系层面谈话,既可以体现为传递研究,也可以体现为并置研究。比较诗学则在文本与现实、文本与诗学、诗学与哲学、美学等观念层面谈话,跨文化诗学核心概念之间不可同约,诗学外围命题可以互相影响,一般体现为并置研究。

正如北京大学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研究所刘东教授,在《读书》(2001.1.)中所言,“再次强烈地提示此中的风险——因为世上最可怕的风险,莫过于身在险中不知险了。但我一定要表明的是,我倾向于认为,我们根本就缺乏一种可靠的手段,来检验经由比较而产生的简化结果,……而如果应用得法,它也照样能使我们丰富和复杂起来,与日俱增地环顾到事物的多个侧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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