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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学争鸣:中夏族民共和国历史学史的本与末
2020-01-30

对话嘉宾:李炳海 程水金

鲁迅先生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的演讲中指出“用近代的文学眼光来看,曹丕的一个时代可说是‘文学的自觉时代’”,其本意为嘲讽新月派与创造社“为艺术而艺术”的文学主张,孰料这一讽喻时事、有感而发的观点竟在传播中异化。有人提出魏晋有所谓“人的觉醒”,并把魏晋时期“人的觉醒”与“文的自觉”结合起来,“魏晋文学自觉说”在学界影响愈加广泛。实则不同于18世纪末以来西方流行的“纯文学”观念,中国古代文学自产生就自觉担负起传承道义的社会教化重任,“魏晋文学自觉说”乃至“文学的自觉”并不适宜用来描述中国古代文学的发展历程。

主 持 人:詹福瑞

正如程水金教授所说,“文学的自觉”成立的前提是有一个亘古不变且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文学”概念,实际上这一概念并不存在。《周易·贲》说:“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孔门四科有德行、言语、政事、文学,此处文学指以六经为代表的儒家典籍,《礼记·经解》载孔子对六经教化作用的肯定,从这个意义上说,六经实乃文学之渊府。宋孙复《答张洞书》认为六经皆文,“总而谓之经者,以其终于孔子之手,尊而异之尔,斯圣人之文也”。《四库提要》说:“文本于经之论,千古不易。”中国文学开始于六经,六经之文,是体现中国传统价值观的“道之文”。

主办单位:南昌大学,光明日报国学版、文学遗产版

中国古代“文学”的内涵虽然有一个不断演变的过程,新的文体也不断涌现,但正如曹丕《典论·论文》所说:“文本同而末异。”言志载道的传统是“本”,具体文体和文辞的变化是“末”,根本点并没有发生过动摇。近代大儒马一浮游历欧美,通晓多国文字,于中西学术无所不通,抗战时期在四川乐山建复性书院,目的即在恢复中华文明的价值观,《复性书院学规》规定弟子修习之文,不仅仅是西方近代以来所谓的“文学”,“不是指文辞为文,亦不限以典籍为文,凡天地间一切事相皆文也,……《论语》朱注曰:‘道之显者谓之文。’”即强调要恢复一切关乎文明教化之着述与行为统称文学的传统。

承办单位:南昌大学国学研究院

近代以前,中国文人的主要学习及研究对象是经史、诸子、辞赋等着作,但20世纪以来,中国受西方文学观念尤其是19世纪初法国女作家斯达尔夫人《论文学》的影响,认为文学的特质为抒情性、形象性与典型性。照此标准,中国古代文学经典如六经、诸子就不是文学,至多含有文学因素,中国古代文学研究者更侧重符合西洋近代文学分类的诗歌、小说、戏曲等文学种类的研究,这种现象限制了学者研究的范围,破坏了中国文学历时三千年的完整性和包容道统价值的深刻性。这种典型的西方中心主义的文学观是对中国古代文学及其价值的否定。探讨中国文学史,不能背离与古代文学共生共长的学术传统,更不能失去对传统的敬畏。若将六经、诸子等以原道、载道为价值追求、引导社会向善为终极目标的着作从中国文学史中剥离,中国文学将失去自身特色,中国文学研究将不具有完整性。正如钱穆《中国文学史概观》所言:“如果传统文学死不复生,中国社会的现实人生也将死去最有价值的那部分。”

时间:2015年10月16日上午地点:南昌大学学术中心多功能报告厅

程水金教授指出,在斯达尔夫人《论文学》之前的欧洲,文学观念也包含了修辞学、诗歌、历史、哲学和宗教等复杂内容,并非仅限于在虚构意义上。斯达尔夫人的文学观既不适用于中国古代文学,也不能涵盖18世纪以前的西方文学。有学者提出要兼容并包,汇通中西,但我们的“兼容并包”应有选择性,“汇通中西”应坚持立足中国文学本位。有责任的当代学人并非一味排斥西方文学观念,而是在披沙拣金、去粗取精的过程之后,借鉴吸收其中契合中国实际的文学观念。比如柏拉图的《理想国》探讨了文艺的本质和社会作用,强调文艺教育对人的心灵的影响,其《会饮篇》提出真善美合一为最高理念,与孔子的“文质彬彬”观点不谋而合。美国哲学家卡西尔在《艺术的教育价值》一文中批驳艺术的传统伦理享乐论和审美享乐论,指出“艺术乃通往自由之道,它是人类心智的过程,而这正是一切教育之真正的和最高的目的”,与孔子“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的教育思想亦是殊途同归。

倡“魏晋文学自觉说”者多以曹丕《典论·论文》之“诗赋欲丽”为据,认为魏晋时期文学从政治、教化和社会责任感的束缚中挣脱,重视表现个人情感,对艺术审美性有了自觉追求。事实上“文学的自觉”这一概念并不适合中国文学的实际状况,中国文学自产生起就有自身的审美标准与价值追求,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言说目的很明确,即言志载道;二是先秦文学已对文辞之美有深刻认识并自觉追求。《文心雕龙·宗经》说六经“辞约而旨丰,事近而喻远”的叙述特点,说的就是六经的审美价值。《左传·襄公二十五年》引孔子之言曰:“《志》有之:‘言以足志,文以足言。’不言,谁知其志?言之无文,行而不远。”钱基博《中国文学史》说“孔子以前,有言有文,直言者谓之言,修辞者谓之文”,足见孔子之前中国文学已有建言修辞的良好传统。

主持人:本场对话是继《我们该不该回去文学史研究是否应该回归中国文学本位立场对话实录》和《中国文学的源头是什么》两场讨论之后的第三场。

中国古代文学包括魏晋南北朝文学从未有过“为艺术而艺术”的时代,曹丕对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的评价与《左传》所载的“三不朽”思想一致,都表达了建功立业、名垂后世的终极人生理想。陆机《文赋》最早系统地探讨文学创作的问题,虽强调了文学的情感因素与形式美感,但他也“恒患意不称物,文不逮意”,认为要“仰观象乎古人”,“济文武于将坠,宣风声于不泯”,并将文学的根本目的归结到载道教化一途。

1920年,日本人铃木虎雄在《魏晋南北朝时代的文学论》一文中认为,从孔子以来的中国文学都是道德论的文学,到了曹丕才是文学的自觉。1927年,鲁迅在广州作《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的演讲时重启这个话题,认为曹丕的时代可说是文学的自觉时代,或者叫为艺术而艺术的一派。这个说法借鲁迅之大名在社会上引起了很大反响。罗根泽、刘大杰、郑振铎等人都有文章和著作谈到文学的自觉问题。1963年,游国恩主编的《中国文学史》认为,曹丕这个时期之所以称为文学的自觉时期,是因为抒情化、个性化文学。1981年李泽厚出版了《美的历程》,把人的觉醒和文的觉醒联系起来,认为魏晋时期文学的觉醒是人的觉醒的表现形式。1999年袁行霈主编的《中国文学史》把魏晋文学自觉说归纳为三个方面:文学从学术中分化出来,成为独立的门类;文体自觉,尤其是对文体风格的认识;对文学审美特征的认识。

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上,绝大多数时代的绝大部分文人都能始终将明德、载道与经世致用作为首要目的,这一社会价值被历代作者和读者共同认可。研究中国文学史,描述中国文学的发展历程,就不能否定中国文学发展演变的这个根本特征。

20世纪80年代以后,一些学者对魏晋文学自觉说提出了质疑。1981年,龚克昌发表《论汉赋》,认为应该把文学的自觉时期上推350年到司马相如的时代。1996年,张少康发表《论文学的独立和自觉非自魏晋始》,认为文学观念的自觉到西汉中期就已经很明确了,刘歆的《七略》把《诗赋略》从《六艺略》中分出来;有专业的文人队伍;文体自觉,如刘勰《文心雕龙》所论三十四种文体大部分在汉代就已经很成熟了;比兴说、感悟说等都是在汉代提出来的,汉代文学批评成熟了。2000年以后,李炳海教授先后发表了《辞赋研究的视觉转换》和《从上古文学到中古文学的转换》,认为战国到汉代是文学从初期到完全自觉的逐步演进过程。我也分别于1997、1998、1999年发表文章,论证汉代文学自觉说。2005年赵敏俐发表的《魏晋文学自觉说反思》一文也是明确反对魏晋文学自觉说的,2007年傅道彬发表的《春秋时代的文言变革与文学繁荣》则主张文学的自觉在春秋时期就开始了。当然,也有主张文学自觉在魏晋以后的,如刘跃进的《门阀氏族与永明文学》则主张文学的自觉在南朝宋齐时代。我们先请李炳海先生发表看法。

李炳海:我讲文学史的时候,就有学生问我怎么看魏晋文学自觉说,我不好跟学生说鲁迅不对,只好狡狯一点说:鲁迅先生说魏晋时期文学自觉,他没说以前不自觉呀!实际上我是不赞同这个说法的。当然也有人认为这是个伪命题,我也不赞成。这个命题还是有一定道理的,任何事物,包括人类的精神活动,总是有一个由不自觉到自觉的过程,如果套用一个说法,就是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过渡。中国古代虽然没有明确说过自觉这个词,但是古人诗文评点中,甚至今人评论古人的时候,常说某某某有意为文,所谓有意就是自觉。所以,我认为这个命题还是有参考价值的。虽然不能照搬西方或者东洋的一些命题术语,但也不能完全拒绝一些合理的命题和概念,这个文学的自觉,恰恰可以借鉴。

主持人:鲁迅提出魏晋文学自觉说的主要依据是反对寓训勉于诗赋的见解,这是铃木虎雄的说法,认为从孔子以来就是道德论、教化论,到了曹丕的时候才不再讲道德论。按照这种说法,是否离开教化的观点就是文学了?

李炳海:如果魏晋文学自觉和教化脱离关系了,那后来韩愈就不会说文以载道了,柳宗元也不会说文以明道了。其实为教化服务未必不是文学,不为教化服务也未必是文学。

主持人:罗根泽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中认为曹丕时代甫乃以情纬文,以文披质,才造成文学的自觉时代,这种用情和文的关系说明文学的自觉时代可靠么?

李炳海:有一定道理。文学是诉诸感性观照的对象,好的作品都要有情感。宋玉把文学作为一种娱乐手段,即怡情,后人批评他辞人之赋丽以淫,那就是唯美主义,情感太过于外露,原来不敢写的他都写了,汉代人模仿他,魏晋模仿的人就更多了。所以在文学自觉的时代,模仿不自觉时代的东西,逻辑上似乎不好说。宋玉能成为一个典范,就说明文学自觉不是魏晋才开始的,而是从宋玉就有的。

主持人:游国恩主编的《中国文学史》说魏晋时期文学自觉是因为文学已经到了一种抒情化、个性化的时期,用个性化能够解释文学的自觉吗?

李炳海:有一定道理。所谓个性,就是和群体相对应而言的。实际上,战国后期或者说西汉初期,作为文学的初步自觉时期,在很大程度上就体现出个性化。比如先秦诸子,现在所称的士人就是个性化很强的一个群体。这说明战国时代个性化就已经凸显了,这和文学的自觉确实相关联。我认为个性化的概括比较好,不太同意文学的自觉就是人性的自觉。几十年前念书的时候,杨公骥先生曾批评魏晋文学自觉说:就你有人性,古人就没人性?就你自觉,古人天天睡大觉?但说个性化是可以的,与文学自觉有直接关系。

主持人:水金先生过去写文章认为文学自觉说是一个伪命题,请发表你的基本看法。

程水金:我不笼统反对接受西方的某些学术观念和学术思想,但是,西方这些观念和思想能不能够满足或者适合中国的文学实际,却是值得思考的。自从输入了西方论述体文学史写作范式之后,一百多年来,中国文学史的研究和阐释基本上是在不断地向西方靠拢,用中国古代的文学现象和文学资料来阐释西方的一些概念,比如今天讨论的文学自觉,正是以西方19世纪的文学观念为基础提出来的。因为他们认为文学就是抒情性、形象性、个别性,其它与此不太吻合的就不是文学,他们就在这样的理论框架之下解读中国文学现象,阐释中国文学史。总的来看,这个命题跟中国文学的实际现象是不一致的,不能用来解释中国文学的发展过程。而且,最能够把这个命题打入伪命题的证据就是自觉说无时不在,正如詹先生一开始综述所言,有春秋说、战国秦汉说、汉初说、汉代中期说、魏晋说、宋齐说、唐代正式自觉说等。还有人认为中国古代文学要到晚明小品文独抒性灵,才是自觉了。这些自觉说的持论者实际上是合在一起把自觉说本身给消解了,因为既然每个时代都有自觉,那就无所谓自觉了。所以我说它是个伪命题。

主持人:水金先生说文学自觉是个伪命题。炳海先生对此怎么看?

李炳海:章学诚《文史通义》说:至战国而文章之变尽,至战国而著述之事专,至战国而后世之文体备,这说的就是文学自觉。当然我用的文学虽是包括文章的大文学概念,但起码有个基本界定,就是文学要相对独立。现在的文学史,包括以前的那些文学史,都说先秦是文史哲浑然不分,诗乐舞融于一体,这样说大体是不错的。但是到了战国中后期,就发生了变化,屈原的《离骚》不能唱,与诗歌和舞蹈脱离了。有了专门写美文的,就不是文史哲浑然不分了,文学从综合艺术当中脱离了,当然不是全部,但是逐渐有了这种倾向,这就叫文学相对独立,那么也就是自觉的开始。如果从四部分类来看,把集部看成文学作品,《楚辞》作为集部第一本书,没放到子部,也没放到经部,就已经说明了这个问题。就是说,所谓文学的自觉或初步自觉,它得相对独立,不独立谈不上文学自觉。从屈原开始,到宋玉,文学的色彩更浓了。

文学自觉是一个渐进过程,不是突发性的,不是说昨天还沉沉大睡,今天一觉醒来就自觉了。另外,也不是一次完成的,而是要反复多次觉醒,不是自觉完了以后就不用再自觉了,而是可能在自觉之后的有些时代它又不自觉了,有的时候它有倒退。

文学的自觉不是个别人先知先觉,不是一两个人就代表文学自觉了,它是社会性的、群体性的,必须有足够的力量来支撑,这才能够自觉。就是说必然有一个群体,有普遍的社会性。

主持人:到目前为止,我觉得你们两人还在自说自话,水金先生能不能直接针对炳海先生的观点提出你的见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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